市民“放肆”自揭“家丑”
广州市民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,让亚组委主媒体中心特聘专家薛寿元有点忧心。“政府应该引导啊!”薛寿元服务过北京奥运,希望给广州带来北京的经验。
这种想法可不容易实现。前些天开新闻发布会,有记者问,“亚运安保总共投入20亿,都花哪儿去了?”薛寿元当时就在现场,他顿感京广两地大不同:“奥运会快开幕的时候,哪个北京媒体的记者会问这样的问题?”
但是在广州,不仅媒体记者,普通人也习惯问这样的问题。大到亚运账单,小到政府给市民发亚运短信,人人都可以说“不”。
作为这次亚运会的海外公关顾问,凯旋公关广州分公司经理唐国俊更能理解政府的委屈。他说,亚组委网站上设置接受民间捐款的条目,也被细心的市民发现,狂批一通,“其实那只是个国际惯例”。
广州市人大代表田子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接到居民的投诉后,他特意跑到建委了解投诉的项目是不是属于亚运工程,他发现,有的虽然跟亚运无关,也有市民说是亚运的错。
更冤的是,有些事情刚有点风声,政府决策八字还没一撇,市民的批评就来了:亚运后是否继续限行,媒体报道“有车族无车族齐声喊反对”;坊间传广州亚运后和宁波将要申办世博,马上有人在微博上组织街坊团结起来,支持宁波。
除了普通市民,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批评火力更猛。
说亚运是笔糊涂账的是省人大代表刘江华;被问到亚运后限行的看法,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说他坚决反对,认为那是侵犯公民使用私人财产权利的行为,措辞严厉。
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告诉本报记者,今年同期居民投诉率上涨了30%,记者天天跟着他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大吐苦水,说打开报纸天天都是批评,让他没有好心情。